第一百四十四章 真正的威胁

    在原本的历史上，大唐平灭突厥一战，在独孤策看来，可以称得上是趁势而为，李靖轻兵突袭定襄的战略不可谓不精彩，但是要说到大唐在此战之中，赢得有多辉煌，那是完全说不上的。

    甚至在独孤策看来，大唐还有取巧的嫌疑，而到了史书之中，大唐王朝却独占了灭亡突厥的光环，后世的一些人更以突厥最后的残破力量是被大唐所击破为据，竭力夸大唐军的胜利，同时也淡化薛延陀与突厥在之前连番大战的事实，以致于很多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只知道大唐灭了突厥，武功强盛，却连给突厥带来真正致命打击的薛延陀都没听说过，让大唐平白得了薛延陀的武勋。

    事实上，大唐在与突利、郁射设、薛延陀三家联军后，轻松快速击灭突厥，此举既是抓准时机，攻敌虚弱，还可以说是趁人之危，投机取巧。

    然而无论是用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来描述此事，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在灭突厥的过程中，大唐并没有打过什么硬仗，更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击败这样一个羸弱的对手，并不足以证明唐军的战斗力很强大。

    事实上，由于大唐并不真正具备击败强盛时的突厥的军事实力，获得的胜果也颇有些投机取巧之嫌，因此后来对北部草原的控制颇有些力不从心，统治摇撼不安，这也为突厥遗民后来起事复国，并再次祸乱中原埋下了隐患。

    历史上的公元682年，在突厥各降部中，有几千牧民起事反唐，在不断大破唐军中，逐渐壮大，并且建立了后突厥汗国。

    到了公元686年时，唐军已经被其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处境可以说是极为凄惨狼狈。

    之后后突厥又向北扩张，频频胜捷，兼并了漠北大量的突厥部族，实力进一步大幅扩张，强盛一时，雄踞于整个北地。

    据《资治通鉴》记载：“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

    可就算是当时能够随意欺凌大唐的后突厥，也没有达到颉利统治时期的水准。

    唐军在630年时能够轻而易举灭亡突厥，682年之后，却被实力尚不如颉利的后突厥打得抱头鼠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大唐府兵战斗力的下降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公元630年的突厥，已经在连年内战和天灾下接近灭亡，唐军北伐不过是压垮这个庞然大物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一些崇拜李世民的人，总是对其灭突厥的事迹津津乐道，好像全靠李世民的英明神武，大唐帝国才能够大展神威。

    其实国家的对外胜利，固然与君王有些关系，但更重要的影响源自国际环境，以及两国间国力和军力的比拼，帝座上的人都有一群文臣武将辅佐，谁也不会轻易办出蠢事，其举措并非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因。

    就像后来在征伐高句丽时，被后人大加吹捧的李世民最终铩羽而归，可被普遍认为庸碌无能的李治却达成全功，将古国高句丽灭亡，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逻辑矛盾。

    事实上，李治能够灭掉高句丽，也是因为其国中内乱，当时谁坐在帝座上都能实现这一点。

    同样的道理，在碰到东.突厥自行崩解的绝佳时机后，无论高坐于太极殿上的君王是谁，无论他英明神武，还是软弱愚蠢，大唐帝国摧毁那个千疮百孔的游牧部落联盟，都是轻而易举之事。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大唐此番北伐的意义，至少凭借着这一战，让大唐西北边境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都基本趋于稳定。

    因为突厥在内乱前是北方霸主，大唐在将其灭亡后声威大振，漠北很多原本依附于东.突厥的小部落转而归附大唐，唐廷在北方设立了六个都督府，用于管理内附的十几万突厥人，对北方的控制区域大大扩张。

    但是，在这其中还存在着一个隐患，这个隐患就是在历史上，真正应该拥有灭亡突厥之功的薛延陀。

    历史上，在突厥灭亡之后，大唐的西北边境虽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平静，可是，却也自始至终都没能在草原确立行之有效的统治，而造成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个薛延陀。

    就像炎汉之时一样，当匈奴这个强敌在遭受了连番打击，最终土崩瓦解之后，到了魏晋之时，鲜卑，羌等异族又重新占据了匈奴的势力范围，再度成为中原王朝的威胁。

    这种状况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中，始终都在周而复始的上演着，哪怕中原王朝强盛之时，也从来没有过彻底消除来自草原威胁的时候。

    炎黄子孙只能躲在坚城雄关之后，战战兢兢的生活，无时无刻都在担心自己的家园会被来自草原的豺狼破坏。

    薛延陀原本臣服于颉利，因无法忍受颉利的暴虐统治，在首领夷男的率领下宣布自立，在从突厥分裂出去之后，薛延陀接连数次大破前来征剿的突厥军，自身也在胜利中不断壮大。

    如果说最开始自立还只是与突厥分庭抗礼，等到公元629年时，薛延陀的上风之势已经日益显著，突厥自身反倒左支右绌，被这个昔日的属部打击得日益凋敝。

    按历史上类似的情况来看，像薛延陀这种初兴的这种政权，如果在开始时不能以雷霆之势扑灭，那等到其站稳脚跟后，就会更加难以应对，最终通常都能喧宾夺主，将老的强者彻底击跨。

    如果世上只有突厥和薛延陀这两个国家，那结局多半会是突厥亡国，薛延陀一统漠北。

    然而在现实中，却有着大唐这样一个观战的“渔翁”，就在突厥最虚弱的时候，在其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随后又和薛延陀一起瓜分了突厥的土地和部众，成功地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从某种意义上看，既然突厥迟早都会被薛延陀剪灭，那大唐等于是在和薛延陀争抢突厥的部众，并藉此削弱、阻碍了薛延陀的扩张和变强。

    也正因如此，尽管薛延陀也吞并了大量突厥的部众和草场，但其兴起却并不完整，即使在开国锐气还未消散，国力达到顶峰之时，也没能对大唐帝国占据明显优势，始终不敢、也无力像内乱前的突厥那样，频频南下大掠唐朝。

    当然，尽管大唐以身为“渔翁”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夺走了很大的一块蛋糕，抢在薛延陀前面吸纳了大量突厥降部，自身的实力有所增强，但从薛延陀军能在“渭水之辱”后的第二年就大破十万突厥主力，之后又两次击败突厥军来看，其战斗力显然还是凌驾于唐军之上地。

    在与大唐联手灭亡突厥后，薛延陀国力大张，拥兵二十万众，取代了突厥的地位，雄踞北亚，对大唐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由于唐军长途奔战的能力较弱，大唐王朝此时并无远跋大漠，威胁到薛延陀的能力，这也是李世民尽管一直忌惮薛延陀，又醉心于建功立业，却十几年都不对漠北用兵的原因所在。

    而薛延陀此时国势强盛，兵精将勇，像这种漠北地域的强大游牧国家，就算没有彻底击灭对手的能力，按惯例也会不断侵扰边境，掠夺中原的财富和人丁。

    然而薛延陀却一反常态，即使在最强盛之时也并未南下侵唐，反倒还自建国伊始便在口头上向唐称藩，大可汗夷男更是始终对大唐卑辞相对。

    后世有不少人刻意歪解历史，将薛延陀的软弱表现，归因于大唐当时国力强盛，周边诸国尽皆畏服，这样的说法，在独孤策看来，不过是贻笑大方罢了。

    要知道，武德九年，突厥大军一直打到长安城畔，唐军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而在仅仅几个月后，薛延陀就将十万突厥主力打得全军覆没，其战斗力显然远在唐军之上。

    可在短短两年之后，势力进一步扩张的薛延陀却竟然向大唐称藩，此时的唐军又怎么可能具备令薛延陀“畏服”的实力呢？

    事实上，薛延陀之所以甘做大唐的藩属，原因主要有两个，薛延陀自建国伊始，就与西突厥汗国交恶，而东.突厥最大的残余势力车鼻可汗更是与其仇深似海，这两支漠北大敌在背后的掣肘，令夷男非但不敢挥师南下，还不得不与大唐和睦相处，以免落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当然，仅这一点还不足以令薛延陀束手缚脚，甘做大唐的藩国，更不可能令夷男的态度如此软弱，薛延陀之所以肯对唐朝如此谦恭，还是因为其自身存有无法克服的痼疾。

    薛延陀是由从东.突厥汗国中叛出的数个部落结盟而建国，为了抵挡故国的讨伐，诸部临时共推薛延陀部落的族主夷男为国主。

    像这样的多部族国家，势必缺乏单一种族内部的那种向心力，而一个临时仓促组建的国家，也定然缺乏历史的积淀，且因缺乏传承惯性而导致部属的忠诚度不足，尤其是薛延陀奉行与东.突厥一样的部落联盟制度，比起高度集权的郡县制封建国家，这样的统治模式严重缺乏凝聚力，容易引发内乱，更致命的是，薛延陀在建国时急速吞并了大量部族，部民成分异常复杂，国家内部矛盾重重，而急速扩张的幅员更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并且加剧了内部冲突。

    所以，新兴的薛延陀汗国虽然武力强大，但却根基不牢，内部存有重大的隐患。对于首任可汗夷男而言，带着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又无法借重法统的力量稳固统治，其最高领导者的地位并不稳固，因此非但不敢对唐用兵，反倒还迫切需要大唐这个“外援”来帮助自己立稳脚跟，这也正是夷男率领新兴的薛延陀汗国向唐称藩的主要原因，否则纯军事实力更强的薛延陀是不会向战斗力不如自己的大唐俯首称臣地。

    当薛延陀与东.突厥激战之时，大敌当前，内部的纷争尚未抬头，但在东.突厥灭亡后，国中各部族间的矛盾便愈演愈烈。

    而在薛延陀的诸多隐患中，回纥部族的强大是最为致命的一环。自建国伊始，回纥部就是薛延陀汗国的军事主力，而这样一支强大，且不受控制的力量存在于国内，自然令薛延陀族的统治族地位摇撼不安。

    换言之，薛延陀虽然军事实力强大，但夷男自己却并不强大，建国之后，回纥部族日益壮大，逐渐反客为主，夷男的汗位越来越不稳固，结唐自固的需求也日趋强烈，这也正是夷男对大唐甘词厚礼，带着薛延陀汗国向唐称藩，且始终不愿与大唐解除宗藩关系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种别有用心的宗藩关系显然是并不牢固的，在东.突厥灭亡后，大唐与薛延陀一度相安无事。

    夷男需要借助大唐的支持来把持权力，遂在表面上承认大唐的宗主国地位，大唐虽然感觉到强烈的威胁，却无力击破武力强大的薛延陀汗国，只好与其保持表面的友好。

    然而双方始终心存敌意，彼此戒备，貌合神离，直到公元639年，李世民动了远征高昌之念，薛延陀对西域早有兴趣，便主动请缨助战，试图趁机在西域分上一杯羹。

    薛延陀拥兵二十万众，雄踞漠北，本就令大唐心存忌惮，如今又表露出对西域的勃勃野心，更是令大唐君臣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唐廷既担心薛延陀借着西进坐大，又不愿有人与自己瓜分西域，便拒绝了夷男的提议。

    由于唐朝对薛延陀这个名义上的藩属并无制裁之力，缺乏威慑，因此李世民担心在自己与西突厥决战时，薛延陀不听号令，擅自插足西域，收渔人之利。

    为了保证自己在对西域用兵时不受干扰，唐廷于扶持以阿史那思摩为首的东.突厥降部自河南返回漠南，让其牵制薛延陀。

    大唐的这一举动敌意太过明显，双方苦苦维系的温情面纱自此便被打破。

    当年东.突厥亡国，主要就是因为薛延陀的叛离和其之后对东.突厥母国的反攻，因此东.突厥的统治阶层阿史那氏贵族们均对薛延陀恨之入骨，阿史那思摩麾下的东.突厥降部回到草原后，有了坐大的空间，肯定会对薛延陀构成潜在的威胁，加上东.突厥降部回到漠南后，势必将与薛延陀争抢草场等生存资源，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薛延陀对大唐此举十分不满。

    为了缓解这种抵触情绪，唐廷与其约定，东.突厥降部“为小”，薛延陀“为大”，又勒令阿史那思摩向薛延陀上贡牛马，做为安抚和补偿。

    然而阿史那思摩仗恃有大唐撑腰，非但不贡牛马，反倒派遣牧民偷窃薛延陀的牲畜，其嚣张的态度激化了矛盾，薛延陀本就对突厥降部回返草原愤愤不平，而这种不当行为便给其提供了发动攻击的口实。

    夷男

    殊不知，李世民也一直在算计着夷男，假意去泰山封禅，按夷男的想法，李世民封禅泰山，大唐的边备定然松弛，自己便可趁机重创阿史那思摩部，而无须考虑大唐的干扰。

    然而夷男没有想到，李世民和阿史那思摩竟然藉此事设下阴谋，就等着他落入彀中，也正是因为阿史那思摩早有准备，才能抢在薛延陀军偷袭前率部逃入长城，避开了这一致命打击。

    而从长城上守塞的唐军能不经请旨便放突厥降部通过边防，进入国境亦不难看出，阿史那思摩与唐廷中枢早有默契。

    薛延陀在击走突厥降部之后，立即便向唐遣使，愿与突厥和好，并主动提出与之和亲，释放出了明显的和解之意。

    显而易见，夷男此次只是想趁大唐无暇顾及阿史那思摩之机，以之前突厥降部偷窃自己羊马为借口重创之，并乘势将其驱离漠南草场，等到木已成舟之后，再向大唐遣使谢罪，并且主动与突厥降部和解，甚至缔结和亲，用表面谦恭的外交手段迫使大唐承认既成事实。

    说白了，薛延陀并非不愿与突厥降部和平共处，但这种和平必须建立于突厥降部并不插足漠南的基础之上。

    可见，夷男.根本就不愿与大唐撕破脸皮，毕竟他还需要靠结交大唐来维持统治，但薛延陀的国家利益却又无法容忍突厥降部占据漠南，因此他便煞费苦心地选择了一个时机，试图在大唐的容忍范围内打个擦边球。

    然而他却低估了李世民对自己的敌意，更料不到唐朝会处心积虑地布局算计自己，因此根本就没想到此次会与唐军交手，结果准备不足，终致大败。

    显而易见，这场战争的性质并不是大唐反击薛延陀的入侵，而是大唐杀气暗蕴，对薛延陀军发起攻击，主动撕毁了两国间的和平。

    大唐不宣而战，以还在接受朝贡的宗主国之身份，突然对自己的藩属国发起军事攻击，果然打了薛延陀一个措手不及。

    最终，立国只有十七载的薛延陀汗国在大唐的连番军事打击之下，土崩瓦解，宣告灭亡。

    虽然明知道历史的走向，可是，独孤策要的并不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他要的是彻彻底底的消除这种隐患，让西北草原大漠再也不会威胁到华夏民族的生存，要把一切威胁都扼杀在萌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