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陆 辛亥之后，为清流亡（1）

    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此役，让三千年的封建中国彻底成为历史。但是每个旧朝落幕后，都会有些留恋的志士，要抓住旧朝的尾辫，演绎忠贞的形象，宁愿做遗老，最早便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宁愿饿死也不投靠改朝换代后的新朝，最后留名青史，也令后世争议的，恐怕就是王国维了。

    单看他对西方哲学和世界知识的狂热，很难理解他的这种极其保守的选择。为什么，他会和辛亥革命产生隔膜，把自己拒绝在历史进步潮流之外？

    早在维新时期，他听说西方人禁止日本两年后不准再译西书时，还异常愤慨地说：“日本通西文者不多，不译西书也无妨。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他对现代的西方，是拥抱的态度。而之后沉迷于西书，也完全不像个保守的传统士大夫，抱着孔夫子的柱子不放，迂腐的排外态度。

    维新失败后，1901年他到日本留学，那时反满风潮在青年人中流行，他就在给罗振玉写的信中说：“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不是不可问矣！”

    他对革命的看法是，青年学生们血气方刚，结社成党，反清势头挡都挡不住，将来不是牺牲，就是乘机满足私欲，如果革命真的爆发，国家的前途难料啊……虽然极有远见之明，但对革命，只是冷淡地观望，不参与，不鼓励，反而隐隐担忧，看来对他，学习西方的知识，与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是两回事。

    这是他学习西方的矛盾之处。同样，反对科举制度的罗振玉，也不支持革命，不赞成共和。都是既不彻底的保守，又死守宗室王朝的政营的不新不旧的角色。

    1906年，经罗振玉引荐，他得以被满清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接见，并受到赏识，成为学部编译，其职务包括主编审及审定教科书等，这就像加入了，形式上，受到了满清的“知遇之恩”，报了科举考场失利之仇，满足了士大夫的成就感。而且，这让他在北京的生活过得好起来，能得以常常去喝“大酒缸”，兴致较高，故此，在心理上，还没积累起对满清政权的排斥。

    辛亥革命时，起义不断，尤其武昌起义胜利的风声传来，对时局敏感的罗振玉赶紧来找王国维，和他约定，各自为全家老幼备足盐米食品，一旦京城发生政变，就都躲在家里，闭门不出，效死清室。

    这就是他们做遗老的开始，典型的传统儒士，视忠君为使命和节气……长期埋头于书籍整理的王国维等，未和革命直接接触，使他们对革命比较隔膜，他们看到的只是“作乱”，不是礼乐和谐的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