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生日的一天（2）
目录：从知青到中南海秘书：黑月亮| 作者：零下| 类别：历史军事
(.com) 朴凡匆匆赶到母亲家里的时候，已经快到十一点钟了。
他刚进门，保姆余阿姨就说：
“啊呀，怎么才来，你妈都到窗口望了好几次。”
母亲正坐在饭桌前等着，见朴凡到了，马上招呼佘阿姨赶快下面。余阿姨愉快地答应着，小跑进了厨房忙起来。没过一会儿，热腾腾的生日排骨面便端上了桌。余阿姨给朴凡准备了一大海碗面条，给母亲端上的只是小小的一碗。
儿子生日，母亲苦日。朴凡与母亲一起吃生日排骨面，算上今天，已经整整第三十一个年头了。剩下的那十九个年头，都是朴凡在农村插队，在部队当兵，以及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无法和母亲一起吃生日面。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朴凡和哥哥过生日的时候，都是吃母亲用手擀的面，现在想吃也吃不上了，因为母亲老了，已经无法再为儿子擀面了。母亲亲手擀出来白白的，粗粗的面条，浇上几滴猪油，洒上一把细细的碧绿小葱花，还有一块红烧的浓香排骨——在朴凡的记忆里，永远是最美妙的，最可口的，一生不会吃厌的饭。他在美国的时候，生日的这一天，母亲总会记得打电话，让卢华为朴凡做一碗同样的面条，并再三嘱咐，一定要用猪油，小葱——因此，朴凡无论身处何地，六月十九日这天，只要能做到，朴凡是一定要和到母亲一起吃生日排骨面的。朴素也知道这一点，今天一早还特意打电话回来，叫余阿姨去买面买排骨。
朴凡招呼余阿姨也上桌一齐吃他的生日面。佘阿姨感激地端碗面条坐过来，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着：
“先生生日快乐！五十大寿，五十大寿！”
余阿姨实际上比朴凡还小五岁，因为上海人传统的习惯是，家里保姆年龄无论大小，全都叫作阿姨。余阿姨是安徽金寨县人。金寨县，当年是出解放军将军的县，今天成了出城市保姆的县——每年都有十几万妇女在上海做保姆。余阿姨今年才四十五年，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看上去像年近六十的老太太。她到朴凡的母亲家做保姆已经五年多了，成了母亲身边不可缺少的“唯一”亲人。余阿姨的丈夫也在上海建筑工地打工，因为年纪太大，只能负责夜间工地值班，她的大女儿在苏州的饭店里做服务员。三个人打工挣的钱，除了生活费外，全部供小儿子在县城里读高中。余阿姨的家，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农民工家庭——说是农民，却是有田种不起，有田养不起自己的农民。用余阿姨的话说：她家的地，还有好多家的地，都被村长用一点点钱就拿走了，土地全给了村里的种植大户，那个种植大户有的土地，比解放前县里最大的地主还多。
母亲视余阿姨如同家里人一样，每个月总会一两个周末让余阿姨的丈夫和女儿来家中团聚一下。
此时，母亲没有动筷，坐在朴凡的身旁，满目慈祥看着儿子满头大汗地捧着碗狼吞虎咽，母亲脸上饱含着笑意的皱纹，象绽开的*一样细密舒展。
母亲坐得离朴凡很近很近，一肘之间。
母亲家的餐桌是一张圆圆的不大的桌子。母亲刚搬进这套公寓时，原先是一张长方形的，宽大的西式大餐桌。母亲立即要求换掉。她说：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长桌子！这是外国人用的。外国人真怪，走路身体挤得那么近，又搂又抱，吃饭又坐得那么远。中国人吃饭就要坐得近点，亲热一点，那才像一家人。”
当时，孝顺的朴素立即把西式餐桌换掉，让人专门打制一张现在用的圆桌——那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家都用的，现在已经花钱也买不到了。
母亲总在私下里向余阿姨唠叨：年轻时，她就喜欢看丈夫吃饭，不管是吃糠还是吃野菜，丈夫吃得香的那个样子，让她心里高兴。现在，看两个儿子，还有孙子孙女在她面前吃饭，是她这一生留下的最大的满足和享受。
每当那种时候，母亲自己吃得总是很少很少，几乎不动筷子。她说，我对这个世界什么都看够了，什么都不留恋了，唯独对看儿子在自己面前狼吞虎咽的吃饭，是永远看不够的。尽管两个儿子在外面人的眼里和嘴里，都是很有“门面”，很有“地位”，很“了不起”的，但对她来说，只要看到他们俩人在自己面前依然像个小孩子那样香甜地吃饭，还有种那东寻西找，总嫌不够的神情——多么可爱和真实，这是外面人根本无看到的，她的两个孩子人生中最令人心醉的一刻。她相信，不管她这两个有权有钱的儿子，在外面吃得是山珍海味，还是龙肝凤髓，都不会比她这里的饭菜更可口。普天下，只有母亲家里的饭菜最香。她有时常常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老得早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和“死老头子”在一起。但是，又觉得很害怕和担心——她担心和害怕的是，一旦她走了，她就再也不能看见自己的儿子吃饭的模样——朴素与朴凡的年纪再大，只要看见他俩在自己面前吃饭，她就会找回两个儿子孩子时代，青年时代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神一情。于是，她每年里最大的盼望是两个日子：冬至和六月十九日，分别是她大儿子和小儿子的生日——这一天，她的两个儿子不管有天大的理由，都必须回到她的面前吃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母亲的心思，只有余阿姨最懂。所以，余阿姨只要有机会见到朴素和朴凡，就会不停地唠叨：“有空常回家陪你妈妈吃顿饭，就是扒两口也好的，吃一顿，少一顿了，家里的饭才能吃出家里人的味——”
吃完生日排骨面，朴凡告别母亲后，就开车回到了公司。
他一进办公室，立即叫财务总监徐慧取五万元现金。他不知道朴素今晚在北京除了李兵外，还会请了哪些朋友一起吃生日宴席。他不想让朴素或者李兵掏钱。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论在什么场合，大把大把地花钱，总是一件引人注目的，蕴藏危险的事情。
朴凡从徐慧手里接过钱，临走时告诉徐慧：
“今天是我的生日，五十大寿。”
徐慧听了朴凡的话，站在那里愣住了。
朴凡刚走出办公楼大门，向自己的车走去时，徐慧从身后追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
“我太粗心，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忘了，老板，我现在就安排，做一特大的蛋糕，全公司为你庆贺一下。”
朴凡摇了摇头：
“不要让公司知道，别让大家破费。你忘了去年？我现在就去北京，与哥哥一起过生日。”
徐慧想起去年的今天，就是因为自己告诉员工们，老板过生日，大家就主动凑分子，又买蛋糕，又买贺卡，又订酒席，每个人都花了几百元钱。
徐慧有点自责地怏怏地说：
“那就只能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有这句话就行了。”
他俩正说着，门前突然传来一阵喧闹的笑声。朴凡回转首一望，是公司大楼门口看自行车的那对夫妻与围着的一群人在说话。
朴凡知道，那对看自行车的夫妻是上海四0五0工程的对象。所谓的四0五0工程，就是指那些40岁和50岁左右的，无技术无文凭的下岗工人安置工作。这对夫妻就是安排来管理大楼前的助动车和自行车。那丈夫姓李，妻子姓王，大家称他们为“丈夫李和妻子王”。那是年初有一天，朴凡在门口等白薇，因为堵车，白薇晚到。他与这对夫妻聊天时知道的。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六九届毕业生，时逢“一片红”——全部上山下乡，除了残疾人，城里不许留一人。这对夫妻是在贵州山区插队八年后回到上海的。回来得相当不容易，丈夫李是喝了含量百分之十的多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妻子王是喝了蓝墨水，在县医院的X光前照出“胃穿孔”，搞到两张病退证明回到上海。
那天聊话中，丈夫李得知朴凡也和他们同样是插队落户的知青时，感慨而又无奈地说：
“人比人，气死人啊！你现在高高在上，我们低低在下——”
没等他说完，妻子王快人快语地接着说：
“快乐就在中间。他得低下头找快乐，我们抬起头找快乐，爷儿俩比**，都一个**样。”
妻子王的这句话让朴凡一直牢牢记着。他觉得非常有哲理。
最有哲理的话，常常是出于俗民野夫，而不是哲学家和理论家。?c=860010-0319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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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进门，保姆余阿姨就说：
“啊呀，怎么才来，你妈都到窗口望了好几次。”
母亲正坐在饭桌前等着，见朴凡到了，马上招呼佘阿姨赶快下面。余阿姨愉快地答应着，小跑进了厨房忙起来。没过一会儿，热腾腾的生日排骨面便端上了桌。余阿姨给朴凡准备了一大海碗面条，给母亲端上的只是小小的一碗。
儿子生日，母亲苦日。朴凡与母亲一起吃生日排骨面，算上今天，已经整整第三十一个年头了。剩下的那十九个年头，都是朴凡在农村插队，在部队当兵，以及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无法和母亲一起吃生日面。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朴凡和哥哥过生日的时候，都是吃母亲用手擀的面，现在想吃也吃不上了，因为母亲老了，已经无法再为儿子擀面了。母亲亲手擀出来白白的，粗粗的面条，浇上几滴猪油，洒上一把细细的碧绿小葱花，还有一块红烧的浓香排骨——在朴凡的记忆里，永远是最美妙的，最可口的，一生不会吃厌的饭。他在美国的时候，生日的这一天，母亲总会记得打电话，让卢华为朴凡做一碗同样的面条，并再三嘱咐，一定要用猪油，小葱——因此，朴凡无论身处何地，六月十九日这天，只要能做到，朴凡是一定要和到母亲一起吃生日排骨面的。朴素也知道这一点，今天一早还特意打电话回来，叫余阿姨去买面买排骨。
朴凡招呼余阿姨也上桌一齐吃他的生日面。佘阿姨感激地端碗面条坐过来，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着：
“先生生日快乐！五十大寿，五十大寿！”
余阿姨实际上比朴凡还小五岁，因为上海人传统的习惯是，家里保姆年龄无论大小，全都叫作阿姨。余阿姨是安徽金寨县人。金寨县，当年是出解放军将军的县，今天成了出城市保姆的县——每年都有十几万妇女在上海做保姆。余阿姨今年才四十五年，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看上去像年近六十的老太太。她到朴凡的母亲家做保姆已经五年多了，成了母亲身边不可缺少的“唯一”亲人。余阿姨的丈夫也在上海建筑工地打工，因为年纪太大，只能负责夜间工地值班，她的大女儿在苏州的饭店里做服务员。三个人打工挣的钱，除了生活费外，全部供小儿子在县城里读高中。余阿姨的家，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农民工家庭——说是农民，却是有田种不起，有田养不起自己的农民。用余阿姨的话说：她家的地，还有好多家的地，都被村长用一点点钱就拿走了，土地全给了村里的种植大户，那个种植大户有的土地，比解放前县里最大的地主还多。
母亲视余阿姨如同家里人一样，每个月总会一两个周末让余阿姨的丈夫和女儿来家中团聚一下。
此时，母亲没有动筷，坐在朴凡的身旁，满目慈祥看着儿子满头大汗地捧着碗狼吞虎咽，母亲脸上饱含着笑意的皱纹，象绽开的*一样细密舒展。
母亲坐得离朴凡很近很近，一肘之间。
母亲家的餐桌是一张圆圆的不大的桌子。母亲刚搬进这套公寓时，原先是一张长方形的，宽大的西式大餐桌。母亲立即要求换掉。她说：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长桌子！这是外国人用的。外国人真怪，走路身体挤得那么近，又搂又抱，吃饭又坐得那么远。中国人吃饭就要坐得近点，亲热一点，那才像一家人。”
当时，孝顺的朴素立即把西式餐桌换掉，让人专门打制一张现在用的圆桌——那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家都用的，现在已经花钱也买不到了。
母亲总在私下里向余阿姨唠叨：年轻时，她就喜欢看丈夫吃饭，不管是吃糠还是吃野菜，丈夫吃得香的那个样子，让她心里高兴。现在，看两个儿子，还有孙子孙女在她面前吃饭，是她这一生留下的最大的满足和享受。
每当那种时候，母亲自己吃得总是很少很少，几乎不动筷子。她说，我对这个世界什么都看够了，什么都不留恋了，唯独对看儿子在自己面前狼吞虎咽的吃饭，是永远看不够的。尽管两个儿子在外面人的眼里和嘴里，都是很有“门面”，很有“地位”，很“了不起”的，但对她来说，只要看到他们俩人在自己面前依然像个小孩子那样香甜地吃饭，还有种那东寻西找，总嫌不够的神情——多么可爱和真实，这是外面人根本无看到的，她的两个孩子人生中最令人心醉的一刻。她相信，不管她这两个有权有钱的儿子，在外面吃得是山珍海味，还是龙肝凤髓，都不会比她这里的饭菜更可口。普天下，只有母亲家里的饭菜最香。她有时常常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老得早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和“死老头子”在一起。但是，又觉得很害怕和担心——她担心和害怕的是，一旦她走了，她就再也不能看见自己的儿子吃饭的模样——朴素与朴凡的年纪再大，只要看见他俩在自己面前吃饭，她就会找回两个儿子孩子时代，青年时代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神一情。于是，她每年里最大的盼望是两个日子：冬至和六月十九日，分别是她大儿子和小儿子的生日——这一天，她的两个儿子不管有天大的理由，都必须回到她的面前吃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母亲的心思，只有余阿姨最懂。所以，余阿姨只要有机会见到朴素和朴凡，就会不停地唠叨：“有空常回家陪你妈妈吃顿饭，就是扒两口也好的，吃一顿，少一顿了，家里的饭才能吃出家里人的味——”
吃完生日排骨面，朴凡告别母亲后，就开车回到了公司。
他一进办公室，立即叫财务总监徐慧取五万元现金。他不知道朴素今晚在北京除了李兵外，还会请了哪些朋友一起吃生日宴席。他不想让朴素或者李兵掏钱。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论在什么场合，大把大把地花钱，总是一件引人注目的，蕴藏危险的事情。
朴凡从徐慧手里接过钱，临走时告诉徐慧：
“今天是我的生日，五十大寿。”
徐慧听了朴凡的话，站在那里愣住了。
朴凡刚走出办公楼大门，向自己的车走去时，徐慧从身后追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
“我太粗心，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忘了，老板，我现在就安排，做一特大的蛋糕，全公司为你庆贺一下。”
朴凡摇了摇头：
“不要让公司知道，别让大家破费。你忘了去年？我现在就去北京，与哥哥一起过生日。”
徐慧想起去年的今天，就是因为自己告诉员工们，老板过生日，大家就主动凑分子，又买蛋糕，又买贺卡，又订酒席，每个人都花了几百元钱。
徐慧有点自责地怏怏地说：
“那就只能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有这句话就行了。”
他俩正说着，门前突然传来一阵喧闹的笑声。朴凡回转首一望，是公司大楼门口看自行车的那对夫妻与围着的一群人在说话。
朴凡知道，那对看自行车的夫妻是上海四0五0工程的对象。所谓的四0五0工程，就是指那些40岁和50岁左右的，无技术无文凭的下岗工人安置工作。这对夫妻就是安排来管理大楼前的助动车和自行车。那丈夫姓李，妻子姓王，大家称他们为“丈夫李和妻子王”。那是年初有一天，朴凡在门口等白薇，因为堵车，白薇晚到。他与这对夫妻聊天时知道的。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六九届毕业生，时逢“一片红”——全部上山下乡，除了残疾人，城里不许留一人。这对夫妻是在贵州山区插队八年后回到上海的。回来得相当不容易，丈夫李是喝了含量百分之十的多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妻子王是喝了蓝墨水，在县医院的X光前照出“胃穿孔”，搞到两张病退证明回到上海。
那天聊话中，丈夫李得知朴凡也和他们同样是插队落户的知青时，感慨而又无奈地说：
“人比人，气死人啊！你现在高高在上，我们低低在下——”
没等他说完，妻子王快人快语地接着说：
“快乐就在中间。他得低下头找快乐，我们抬起头找快乐，爷儿俩比**，都一个**样。”
妻子王的这句话让朴凡一直牢牢记着。他觉得非常有哲理。
最有哲理的话，常常是出于俗民野夫，而不是哲学家和理论家。?c=860010-0319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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