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0节：任继愈访谈：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1)

    （《光明日报》，2002年1月29日）任继愈访谈：关于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

    --访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 访问者张承宇

    张承宇：请您谈谈新中国5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成就？

    任继愈：50多年来，在国家的支持和统一规划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在这次展览会上大家都能看到。前一二十年，先解决重要而急需的，如断代的文史资料汇编、全集、大型工具书、资料性的丛书多已面世，成果丰硕，像"二十四史?点校本已成为学界公认的最好版本，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重大的项目，都要花上七八年、十来年时间，是集体的协作完成的。像《汉语大词典》、《甲骨文合集》、《全宋文》、《全宋诗》、《尔雅释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大藏经》……不论哪一项，都不少于十来年。我们很多的同志能安心一项工程十年不松懈，不计待遇报酬、甘心奉献，非常难能可贵。

    从1993年开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实施《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工作，经过普查，中国的古籍资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后备资源很多。除了汉文古籍，兄弟民族的古籍也很多，藏族的文献量最大，是从唐以来的文献，蒙文其次，其他如满文、彝族、东巴文也不少。这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

    古籍整理还有个加工的过程。像《中华大典》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古代历朝都有编纂类书的优良传统。新中国建立以后，传统的类书己不能满足新的需要。199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编纂《中华大典》，并列为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大典》作为一部新编的大型类书，所集资料起自先秦，止于1911年，约7亿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同志、李鹏同志曾先后题词，关怀和支持《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

    当然，21世纪古籍出版整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扩大，我们深深地感到做不过来。

    《中华大典》书影张承宇：近年来在古籍整理出版中出现了哪些新的动向？

    任继愈：一是学科交叉，大量少数民族的古籍整理才刚刚起步，而这类古籍的整理需要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这些学科综合起来才能整理好。而不是像清人乾嘉学派那种做法，光是坐在书斋里看，那是远远不够的。古人说"礼失而求诸于野?，在一些文化落后偏远的地区，还保留着古代的风俗。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西南联大听闻一多先生讲《诗经》，他曾提到在云南看到少数民族还保持着钟的习俗，用以辟邪，这样使今人更好地理解了古书上讲的东西。这种做法能更好地推动古籍整理以及少数民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