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十一章：卧龙出世
目录：灭清| 作者：楼主大大| 类别：玄幻奇幻
曾国藩道：“王爷，我们可让一万精锐之士埋伏于城外，发匪一旦攻城，必然只将注意力放在城中，到时城外的伏兵发作，不需打算发匪中军，只需在他的侧翼奋力一击，则大事定矣。”
这就是曾国藩的计划，对付发匪，强攻是不行的，朝廷的这点兵马和他们硬拼不过，人家是聚众十万，又都是亡命之徒，靠官军，吓，只怕还未接仗，官军就溃逃了。不管是绿营、八旗，都靠不上。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攻心，发匪之所以攻无不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士气高昂，这些亡命之徒以为自己真有什么劳什子上帝庇佑，因此打起仗来悍不畏死，若是能得到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小规模的胜利，就可以打破发匪百战百胜的神话，不但可以鼓舞城中士气，又可挫伤发匪的军心，一举两得。
至于兴安是不必有什么顾虑的，这里防务已经巩固，发匪一时也难取下，他们是流寇，不能长久滞留，一旦军心不稳，又久攻不下兴安，而各地的团练、官军驰援而来，发匪必败。
不过这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孤军在外，任何差错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危险，一旦全军覆没，则兴安必然动摇，到了那个时候，不但是广西，就是湖南也都得动摇。
奕䜣沉吟着不说话，他沉默了片刻：“谁可以领军？”
孤军所需的将领决不简单，这个人要万分的谨慎，更要有足够的决断力，能够随机应变，面对任何突发状况，一旦出了城，这个人就必须是所有官兵的主心骨，这个人要镇定自若，要能安抚人心。
奕䜣第一个想到的是彭玉麟，彭玉麟符合这个特点，也确实是个人才，只不过唯一的坏处就是此人勇悍有余，细心不足，这让他很犹豫。
曾国藩道：“我有一个人选。”
奕䜣大喜：“曾侍郎请说。”
曾国藩徐徐道：“彭玉麟。”
彭玉麟想不到曾国藩推荐的是自己，顿时愕然，连忙道：“王爷若有差遣，卑职愿领军出城。”
奕䜣还是有点犹豫，曾国藩继续道：“我还有一个人选。”
奕䜣问：“还有什么人选。”
曾国藩道：“玉麟是勇将，不可多得，只是难免也有缺漏之处，若是有一幕僚为他谋划，则此仗就多了几分胜算。”
奕䜣点头，曾国藩所说的倒并没有错，原来他早就知道了自己的心意，因此虽然推荐了彭玉麟，却又为自己再推荐一人，做彭玉麟的下手，既然寻不到完美的良将，那么找一个人来为他万他谋划倒也不错：“不知这人是谁？”
曾国藩道：“左宗棠。”
奕䜣愕然：“他是什么人？”
曾国藩便将左宗棠的事迹说出来：“此人乃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是骆巡抚亲自向我举荐的人才。”
奕䜣道：“他现在在哪里？”
曾国藩道：“长沙。”
奕䜣沉默不语，道：“那么请他来看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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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之所以举荐左宗棠，还得从骆秉章开始。
骆秉章的祖辈从花县迁居佛山，父亲骆元以经营手工扎作和代写挥春维生，日子过得不甚富裕，要跻身上流阶层，科举进取才是正途。骆秉章弟兄3人，他排行最幼，其天资却最为聪颖。由于家境清贫，大哥、二哥都只好早早放弃学业挑起生活重担，他们都将希望寄托在秉章的身上。
骆秉章6岁接受启蒙，又先后拜在南海宿儒梁建平等门下，在骆秉章20岁以第三名考中秀才前，他先后换了8位老师，佛山镇内的天官坊、劳家祠、孖楼脚李家大厅、大墟平心何公祠、花楼塘、杨依仁堂、曹公祠等处均可追溯其读书的踪迹。
21岁至26岁，他来往于省禅两地求学应试，岁考及科考均名列前茅。27岁应乡试，中第58名举人。其后3次上京会试，道光十二年骆秉章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27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时，他已年届不惑，可谓大器晚成。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骆秉章中了举人之后，骆姓族人凑钱庆贺。骆秉章的祖父原居骆村，很早过了世。祖母因生活所迫，带着骆秉章父亲骆成斋去佛山镇桶头墟改嫁。骆成斋成年后，取妻生了骆秉章。秉章从小在佛山读书，智慧过人，10多岁参加南海县县试，得中第一名。但考生见榜上第一名是骆俊，而南海县并无骆姓，认为骆俊不是南海人，不能参加考试，便纷纷要求主考官查对核实，结果查实南海确无骆姓。因此主考官否定了骆秉章中考，并叫他返原籍参加考试。
骆秉章回家向母亲询问原籍，母亲告知他原籍是花县炭步骆村和迁居佛山的原因。于是，骆秉章即搭渡返炭步赶回骆村认亲，希望能在花县原籍应考。谁料当时骆村族中主事骆洪章，因骆秉章祖母已改嫁，竟不承认他是骆村人。秉章没法，只好返回佛山镇，在途经大窝时，了解到附近骆姓众多，并得到一位同姓的大窝乡民的同情帮助，叫他去找华岭村当事人骆秉行收留入籍。果然，得到骆秉行的同情和支持，自认骆秉章为兄弟，并叫骆秉章拜华岭村一个姓何的妇女为继母。后来会试于省会高中举人。
骆秉章中举后，为了光宗耀祖，各地骆姓都要迎接骆秉章回乡拜祖。大拜祖时，除供设祭品、鸣放炮竹拜祖先、排筵席以示庆贺外，还要给中举者———骆秉章一封大利市表示恭贺和鼓励。当时莲塘村骆姓人多钱多，争相献款，大摆筵席。
骆秉章从41岁到56岁的15年间，基本上是留任京官，曾任翰林院编修历官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奉天府丞学正、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湖北按察使等职。在这15年间，骆秉章曾经数度起落。
在道光二十年奉旨以查库御史身份稽查户部银库时，库官告诉他，按照例规，他们在收取各捐项时每100两加收4两，2两由库丁均分，2两归库官及查库御史作为酬劳，在此当一年的查库御史，大约有2万金的额外收入。骆秉章说：“我已受朝廷俸禄，这些额外之财我分厘不敢接受，我也不想受人挟制，你们干这种勾当，即使不碍公事也应酌量。”
同时骆秉章吩咐随从，在库内办事不得索取分文。他清楚清朝库房亏家，是因为库丁以成色不足、或者短斤缺两的银两收入库中，再收取好处费中饱私囊。骆秉章对此严格把关，并规定收税银之时，先打扫银堂，堂上只留银号一人，库丁二人。御史当面秤兑，不准库丁压秤，如银不足尚须添补，即使是熟人上兑也不徇情。有一回，吏部尚书潘世恩的亲戚“乾泰号”来交税，库官说少了25两。原本潘世恩是骆秉章会试时的恩师，按情理可以通融，结果他还是让“乾泰号”补足了税金。骆秉章办事认真清廉，但同时也让惯于舞弊的库官、库丁们忌恨于心，想方设法要将他排挤出银库。
之风不因骆秉章一人清正而有所扭转，后来户部银库亏空数目竟达900万两之多，骆秉章受牵连“失察”之罪而被革职，罚赔12800两。这笔罚款对于清廉的骆秉章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其亲家伍承禧将军和门生吴廷溥及梁铁山、宋萼楼等同学、同乡的资助下，才能全数上缴。后经户部暗案奏明秉章平日所为，方才取得了道光皇帝的信任，并逐渐被重用。宦海浮沉，祸福得失之间，骆秉章似乎参透了一些人生哲理，为人处事也更练达谨慎。
到了湖南不久，广西大乱，湖南紧邻广西，是太平军北上的通道，身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四处筹募军饷，并且邀请各地组织团练。曾国藩着手组织团练的时候，骆秉章从中奔走，在长沙为曾国藩招募了不少壮丁，因此，骆秉章与曾国藩二人便有了交往。
兴安虽在广西，曾国藩率部而来，可是骆秉章这个湖南巡抚同样惦记着这里的事，因此屡屡写信问曾国藩广西的时局，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更熟络了。
而左宗棠就是骆秉章在信中向曾国藩推荐的。
其实左宗棠这个人在湖南也早有了一些名气，曾国藩也曾听说过一些事迹，可是骆秉章推荐的理由却让他印象深刻，此次奕䜣急缺人手，曾国藩便想起了这个人。
左宗棠天生是个读书的料子。他天资聪慧，记忆力超强，整个一个神童。加上父亲管教严厉，在他5岁时，父亲就领着他到省城长沙读书，开始诵读儒家的经典《论语》和《孟子》，还读了朱熹的《四书集注》。8岁就学做应举的八股文章。
这个神童，14岁就开始引起了外界的注意。那一年，他到湘阴县城，参加在大成殿考棚里举行的童子试。
所谓童子试，是地方官府重视教育的一种举措，对辖区内念书的少年进行的摸底考试，借以了解本地有哪些少年特别聪颖，具有发展潜力，或者有什么特长，可以因材施教。
左神童交出的考卷，令考官大为赞赏。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文章也有独到的见解。左神童暗自高兴，决定继续考下去。
第二年左神童15岁，他从湘阴来到长沙，参加长沙府的府试。通过这种考试，可以获得参加省一级科举考试即乡试的资格。
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是长沙知府张锡谦。他看了左神童交上来的考卷，非常喜欢，对其他考官说：“这个姓左的少年，他手中那枝笔，比我们大家都强，前途无可限量。”
张锡谦很想把左宗棠取作第一名，可是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麻烦来了。有些考官说，有一名老童生，已经参加了许多届考试，精神可嘉，应该照顾照顾他，把他取作第一名。当然，大家都承认，那位老童生的文章，比起左神童的文章来，确实差了一大截。但是他们说，少年人嘛，将来还有机会，那就还是照顾一下老童生吧。
于是，发榜的时候，老童生的名字排在第一，左宗棠的名字排在了第二。张锡谦还是十分惋惜，对其他几位考官说：“天下的事情，总难做到真正的公平啊。”
左神童对这件事情，倒没有十分放在心上。他经过县试和府试两次考试，知道自己成绩不俗，信心倍增，一心想参加省一级的乡试，也就是三年一度的所谓“大比”。
参加大比，只要把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学好就行了。但是左神童的兴趣不在这里。每个时代都有新新人类，左神童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新新人类。这个小孩非常叛逆。他不喜欢迂腐的应试教育，但他能够写出好的文章，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不好八股，但文才非凡”。左神童以此而在读书人当中享有盛名。
但是，儒家经典和八股文是考试必用，不能不学，为了求取功名，考出好成绩，必须用八股文写出一些空洞无物的文章，考生们要花很多的精力，去把要考的内容死记硬背下来。然而，考得好，并不等于有真才实学。而左宗棠认为自己需要的是真正有用的知识。
什么是有用的知识？左神童认为，一些被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书籍中，就有真正有用的知识。
左宗棠认为，读书固然要读有用的书，但是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必须获取功名，那么去参加科举考试，虽然无奈，也是必要的。因此，一方面，他掌握了应考必备的学识，考试照考；另一方面，他又在贪婪地摄取经世之学，执着于自己另类的追求。
左宗棠有三个偶像，第一个就是三国时期的名臣诸葛亮。
此外，左宗棠同时代的邵阳人魏源，也是他非常景仰的大学者。魏源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另类学者。他批评汉代和宋代以来的儒家学说，繁琐空疏，脱离实际，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不涉及官风建设和政绩考核，也不关心国防问题。因此，这样的学问，对上而言，不足以为国家提供决策的依据，对外而言，不足以保卫疆土，对下而言，不足以解决民众的苦难。左宗棠成为魏源的忠实拥护者。
那么，什么样的书，才会有益于国计民生呢？左宗棠涉猎的范围，包括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人事管理等方面的务实的学问.
左宗棠从17岁起，就开始阅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这些书籍的内容，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
左宗棠18岁那年，又有一个惊喜。他得到了贺长龄主持、魏源参与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如获至宝，贪读不止。这是一个大型的文献汇编集，汇总了清朝初年以来有关中国务实学问的文章。
此后，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第二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湘水校经堂，左宗棠7次参加校经堂的考试，7次名列第一。
到了而立之年，左宗棠好歹中了举。毕竟获得了参加京城会试的资格。
左宗棠具有如此扎实的学问根底，按照常识来想，他是一个准备好了的人才，只要机会到来，他就可以在求取功名的路上一帆风顺了。但是，这个机会，却来得太迟太迟。在此后的六年中，他3次到北京参加国家一级的科举考试，3次落第，名落孙山。
左宗棠中举之后，再此后的6年里，分别于1833年、1835年和1838年三次进京赶考，可惜都没能考中进士。原因何在呢？
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与省城举行的乡试相比，难度大了很多。在左宗棠的时代，参加京城的会试，就是要与来自全国的考生，在八股文上面一较高低，没有别的选择。
不过，就左宗棠的功底而言，尽管强手如林，他要脱颖而出，似乎并不困难。
左宗棠是个旷世奇才，他第一次参加会试的时候，脑子里就想着在新疆建省的问题。当时清廷在全国一共设置了18个行省。但是，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还没有设置省份。左宗棠年纪轻轻，就想到了这是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
左宗棠知道，朝廷中充斥着昏庸的大官，许多人对遥远的新疆缺乏起码的知识，说起喀什一带的部落混战，如同听别人讲《西游记》里的故事。他认为，西部边陲的开发和防御，如果不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便会后患无穷，永无宁日。于是，他呼吁清廷在版图内的这块领土上，设立省级行政机构，由清廷的官员进行日常的管理。
当然，左宗棠也很认真地写了应试的八股文。他在主持考试的官员当中得到了知音。主考官徐熙庵非常欣赏他的文章。可惜大部分的考官不喜欢他的文章，徐熙庵孤掌难鸣，无法给他出头的机会。
左宗棠第二次参加会试。那一次，考官之一的户部尚书温葆琛看了他的考卷，说他“立言有体，不蔓不枝”，向总裁推荐。
所谓总裁，是主持会试的大臣。总裁对他的评价更高，说左宗棠的文章，是大清立国以来少见的文字，可以问鼎状元、榜眼和探花。但是，考官们认为他年纪尚轻，头角峥嵘，担心他自视太高，所以打算把他取在最后一名：第十一名。温葆琛虽然觉得未免屈才，还是勉强同意了这个决定。
第二天，到了放榜的时间，还不见有人出来张榜。左宗棠骑在石栏杆上，嘴里啃着馒头，一副稳操胜券的神态。可是，左等右等，还是不见张榜的人出来。听旁边的人说，黄榜本来已经写好了，临时出了变故，正在改写。
变故出在什么地方呢？还是那个老问题：湖南人才太多。在已经录取的11名进士当中，有6个是湖南人。这样一来，又产生了要搞平衡的问题。大家认为，湖北是个大省，没有取一名进士，实在说不过去，应该调剂一个名额给湖北。于是，就把原来取在最后一名的左宗棠给调剂下来了。
经过修改的黄榜终于发布了。左宗棠依然是榜上有名，但不是进士，而是誊录。什么是誊录？就是人家见他写得一手好字，叫他把11名进士的卷子抄录一遍，呈送给皇帝御览。一个才华横溢的进士，就这样被考官平衡了一下，成为一名抄写先生。
左宗棠血气方刚，被命运这般戏弄了一下，心中的委屈可想而知。
左宗棠在最后一次进京参加了会试，但他仍然不愿写那些四平八稳、言之无物、无病呻吟的应景文章。他认为：“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也就是说，读书就要读能够使人造福于社会的书，而参加科举考试，只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一次考试，左宗棠仍然名落孙山。
自此以后，左宗棠心灰意冷，决定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科举考场上，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但他仍然勤读不辍。他写信给在京城考棚中结识的朋友徐松，请他为自己借书。他借的书仍然是关于大西北的著作，例如《汉书》中的《西域传》，以及徐松自己所著的《西域水道记》。
左宗棠这个人，是有名的心高气傲，虽然在科场上连续遭到打击，却并没有感到自卑，仍然自视甚高。他以历史上有名的智慧人物诸葛亮自比，自称为“卧龙”、“今亮”，给人写信，署名都用“亮白”二字。
也正因为如此，湖南各地会党纷纷起事，要响应广西太平军，而湖南巡抚骆秉章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延请左宗棠入幕，为他出主意，恰恰是这个机缘巧合，让左宗棠有了施展的机会。
这就是曾国藩的计划，对付发匪，强攻是不行的，朝廷的这点兵马和他们硬拼不过，人家是聚众十万，又都是亡命之徒，靠官军，吓，只怕还未接仗，官军就溃逃了。不管是绿营、八旗，都靠不上。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攻心，发匪之所以攻无不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士气高昂，这些亡命之徒以为自己真有什么劳什子上帝庇佑，因此打起仗来悍不畏死，若是能得到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小规模的胜利，就可以打破发匪百战百胜的神话，不但可以鼓舞城中士气，又可挫伤发匪的军心，一举两得。
至于兴安是不必有什么顾虑的，这里防务已经巩固，发匪一时也难取下，他们是流寇，不能长久滞留，一旦军心不稳，又久攻不下兴安，而各地的团练、官军驰援而来，发匪必败。
不过这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孤军在外，任何差错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危险，一旦全军覆没，则兴安必然动摇，到了那个时候，不但是广西，就是湖南也都得动摇。
奕䜣沉吟着不说话，他沉默了片刻：“谁可以领军？”
孤军所需的将领决不简单，这个人要万分的谨慎，更要有足够的决断力，能够随机应变，面对任何突发状况，一旦出了城，这个人就必须是所有官兵的主心骨，这个人要镇定自若，要能安抚人心。
奕䜣第一个想到的是彭玉麟，彭玉麟符合这个特点，也确实是个人才，只不过唯一的坏处就是此人勇悍有余，细心不足，这让他很犹豫。
曾国藩道：“我有一个人选。”
奕䜣大喜：“曾侍郎请说。”
曾国藩徐徐道：“彭玉麟。”
彭玉麟想不到曾国藩推荐的是自己，顿时愕然，连忙道：“王爷若有差遣，卑职愿领军出城。”
奕䜣还是有点犹豫，曾国藩继续道：“我还有一个人选。”
奕䜣问：“还有什么人选。”
曾国藩道：“玉麟是勇将，不可多得，只是难免也有缺漏之处，若是有一幕僚为他谋划，则此仗就多了几分胜算。”
奕䜣点头，曾国藩所说的倒并没有错，原来他早就知道了自己的心意，因此虽然推荐了彭玉麟，却又为自己再推荐一人，做彭玉麟的下手，既然寻不到完美的良将，那么找一个人来为他万他谋划倒也不错：“不知这人是谁？”
曾国藩道：“左宗棠。”
奕䜣愕然：“他是什么人？”
曾国藩便将左宗棠的事迹说出来：“此人乃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是骆巡抚亲自向我举荐的人才。”
奕䜣道：“他现在在哪里？”
曾国藩道：“长沙。”
奕䜣沉默不语，道：“那么请他来看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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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之所以举荐左宗棠，还得从骆秉章开始。
骆秉章的祖辈从花县迁居佛山，父亲骆元以经营手工扎作和代写挥春维生，日子过得不甚富裕，要跻身上流阶层，科举进取才是正途。骆秉章弟兄3人，他排行最幼，其天资却最为聪颖。由于家境清贫，大哥、二哥都只好早早放弃学业挑起生活重担，他们都将希望寄托在秉章的身上。
骆秉章6岁接受启蒙，又先后拜在南海宿儒梁建平等门下，在骆秉章20岁以第三名考中秀才前，他先后换了8位老师，佛山镇内的天官坊、劳家祠、孖楼脚李家大厅、大墟平心何公祠、花楼塘、杨依仁堂、曹公祠等处均可追溯其读书的踪迹。
21岁至26岁，他来往于省禅两地求学应试，岁考及科考均名列前茅。27岁应乡试，中第58名举人。其后3次上京会试，道光十二年骆秉章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27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此时，他已年届不惑，可谓大器晚成。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骆秉章中了举人之后，骆姓族人凑钱庆贺。骆秉章的祖父原居骆村，很早过了世。祖母因生活所迫，带着骆秉章父亲骆成斋去佛山镇桶头墟改嫁。骆成斋成年后，取妻生了骆秉章。秉章从小在佛山读书，智慧过人，10多岁参加南海县县试，得中第一名。但考生见榜上第一名是骆俊，而南海县并无骆姓，认为骆俊不是南海人，不能参加考试，便纷纷要求主考官查对核实，结果查实南海确无骆姓。因此主考官否定了骆秉章中考，并叫他返原籍参加考试。
骆秉章回家向母亲询问原籍，母亲告知他原籍是花县炭步骆村和迁居佛山的原因。于是，骆秉章即搭渡返炭步赶回骆村认亲，希望能在花县原籍应考。谁料当时骆村族中主事骆洪章，因骆秉章祖母已改嫁，竟不承认他是骆村人。秉章没法，只好返回佛山镇，在途经大窝时，了解到附近骆姓众多，并得到一位同姓的大窝乡民的同情帮助，叫他去找华岭村当事人骆秉行收留入籍。果然，得到骆秉行的同情和支持，自认骆秉章为兄弟，并叫骆秉章拜华岭村一个姓何的妇女为继母。后来会试于省会高中举人。
骆秉章中举后，为了光宗耀祖，各地骆姓都要迎接骆秉章回乡拜祖。大拜祖时，除供设祭品、鸣放炮竹拜祖先、排筵席以示庆贺外，还要给中举者———骆秉章一封大利市表示恭贺和鼓励。当时莲塘村骆姓人多钱多，争相献款，大摆筵席。
骆秉章从41岁到56岁的15年间，基本上是留任京官，曾任翰林院编修历官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奉天府丞学正、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湖北按察使等职。在这15年间，骆秉章曾经数度起落。
在道光二十年奉旨以查库御史身份稽查户部银库时，库官告诉他，按照例规，他们在收取各捐项时每100两加收4两，2两由库丁均分，2两归库官及查库御史作为酬劳，在此当一年的查库御史，大约有2万金的额外收入。骆秉章说：“我已受朝廷俸禄，这些额外之财我分厘不敢接受，我也不想受人挟制，你们干这种勾当，即使不碍公事也应酌量。”
同时骆秉章吩咐随从，在库内办事不得索取分文。他清楚清朝库房亏家，是因为库丁以成色不足、或者短斤缺两的银两收入库中，再收取好处费中饱私囊。骆秉章对此严格把关，并规定收税银之时，先打扫银堂，堂上只留银号一人，库丁二人。御史当面秤兑，不准库丁压秤，如银不足尚须添补，即使是熟人上兑也不徇情。有一回，吏部尚书潘世恩的亲戚“乾泰号”来交税，库官说少了25两。原本潘世恩是骆秉章会试时的恩师，按情理可以通融，结果他还是让“乾泰号”补足了税金。骆秉章办事认真清廉，但同时也让惯于舞弊的库官、库丁们忌恨于心，想方设法要将他排挤出银库。
之风不因骆秉章一人清正而有所扭转，后来户部银库亏空数目竟达900万两之多，骆秉章受牵连“失察”之罪而被革职，罚赔12800两。这笔罚款对于清廉的骆秉章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其亲家伍承禧将军和门生吴廷溥及梁铁山、宋萼楼等同学、同乡的资助下，才能全数上缴。后经户部暗案奏明秉章平日所为，方才取得了道光皇帝的信任，并逐渐被重用。宦海浮沉，祸福得失之间，骆秉章似乎参透了一些人生哲理，为人处事也更练达谨慎。
到了湖南不久，广西大乱，湖南紧邻广西，是太平军北上的通道，身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四处筹募军饷，并且邀请各地组织团练。曾国藩着手组织团练的时候，骆秉章从中奔走，在长沙为曾国藩招募了不少壮丁，因此，骆秉章与曾国藩二人便有了交往。
兴安虽在广西，曾国藩率部而来，可是骆秉章这个湖南巡抚同样惦记着这里的事，因此屡屡写信问曾国藩广西的时局，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更熟络了。
而左宗棠就是骆秉章在信中向曾国藩推荐的。
其实左宗棠这个人在湖南也早有了一些名气，曾国藩也曾听说过一些事迹，可是骆秉章推荐的理由却让他印象深刻，此次奕䜣急缺人手，曾国藩便想起了这个人。
左宗棠天生是个读书的料子。他天资聪慧，记忆力超强，整个一个神童。加上父亲管教严厉，在他5岁时，父亲就领着他到省城长沙读书，开始诵读儒家的经典《论语》和《孟子》，还读了朱熹的《四书集注》。8岁就学做应举的八股文章。
这个神童，14岁就开始引起了外界的注意。那一年，他到湘阴县城，参加在大成殿考棚里举行的童子试。
所谓童子试，是地方官府重视教育的一种举措，对辖区内念书的少年进行的摸底考试，借以了解本地有哪些少年特别聪颖，具有发展潜力，或者有什么特长，可以因材施教。
左神童交出的考卷，令考官大为赞赏。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文章也有独到的见解。左神童暗自高兴，决定继续考下去。
第二年左神童15岁，他从湘阴来到长沙，参加长沙府的府试。通过这种考试，可以获得参加省一级科举考试即乡试的资格。
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是长沙知府张锡谦。他看了左神童交上来的考卷，非常喜欢，对其他考官说：“这个姓左的少年，他手中那枝笔，比我们大家都强，前途无可限量。”
张锡谦很想把左宗棠取作第一名，可是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麻烦来了。有些考官说，有一名老童生，已经参加了许多届考试，精神可嘉，应该照顾照顾他，把他取作第一名。当然，大家都承认，那位老童生的文章，比起左神童的文章来，确实差了一大截。但是他们说，少年人嘛，将来还有机会，那就还是照顾一下老童生吧。
于是，发榜的时候，老童生的名字排在第一，左宗棠的名字排在了第二。张锡谦还是十分惋惜，对其他几位考官说：“天下的事情，总难做到真正的公平啊。”
左神童对这件事情，倒没有十分放在心上。他经过县试和府试两次考试，知道自己成绩不俗，信心倍增，一心想参加省一级的乡试，也就是三年一度的所谓“大比”。
参加大比，只要把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学好就行了。但是左神童的兴趣不在这里。每个时代都有新新人类，左神童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新新人类。这个小孩非常叛逆。他不喜欢迂腐的应试教育，但他能够写出好的文章，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不好八股，但文才非凡”。左神童以此而在读书人当中享有盛名。
但是，儒家经典和八股文是考试必用，不能不学，为了求取功名，考出好成绩，必须用八股文写出一些空洞无物的文章，考生们要花很多的精力，去把要考的内容死记硬背下来。然而，考得好，并不等于有真才实学。而左宗棠认为自己需要的是真正有用的知识。
什么是有用的知识？左神童认为，一些被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书籍中，就有真正有用的知识。
左宗棠认为，读书固然要读有用的书，但是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必须获取功名，那么去参加科举考试，虽然无奈，也是必要的。因此，一方面，他掌握了应考必备的学识，考试照考；另一方面，他又在贪婪地摄取经世之学，执着于自己另类的追求。
左宗棠有三个偶像，第一个就是三国时期的名臣诸葛亮。
此外，左宗棠同时代的邵阳人魏源，也是他非常景仰的大学者。魏源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另类学者。他批评汉代和宋代以来的儒家学说，繁琐空疏，脱离实际，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不涉及官风建设和政绩考核，也不关心国防问题。因此，这样的学问，对上而言，不足以为国家提供决策的依据，对外而言，不足以保卫疆土，对下而言，不足以解决民众的苦难。左宗棠成为魏源的忠实拥护者。
那么，什么样的书，才会有益于国计民生呢？左宗棠涉猎的范围，包括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人事管理等方面的务实的学问.
左宗棠从17岁起，就开始阅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这些书籍的内容，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
左宗棠18岁那年，又有一个惊喜。他得到了贺长龄主持、魏源参与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如获至宝，贪读不止。这是一个大型的文献汇编集，汇总了清朝初年以来有关中国务实学问的文章。
此后，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第二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湘水校经堂，左宗棠7次参加校经堂的考试，7次名列第一。
到了而立之年，左宗棠好歹中了举。毕竟获得了参加京城会试的资格。
左宗棠具有如此扎实的学问根底，按照常识来想，他是一个准备好了的人才，只要机会到来，他就可以在求取功名的路上一帆风顺了。但是，这个机会，却来得太迟太迟。在此后的六年中，他3次到北京参加国家一级的科举考试，3次落第，名落孙山。
左宗棠中举之后，再此后的6年里，分别于1833年、1835年和1838年三次进京赶考，可惜都没能考中进士。原因何在呢？
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与省城举行的乡试相比，难度大了很多。在左宗棠的时代，参加京城的会试，就是要与来自全国的考生，在八股文上面一较高低，没有别的选择。
不过，就左宗棠的功底而言，尽管强手如林，他要脱颖而出，似乎并不困难。
左宗棠是个旷世奇才，他第一次参加会试的时候，脑子里就想着在新疆建省的问题。当时清廷在全国一共设置了18个行省。但是，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还没有设置省份。左宗棠年纪轻轻，就想到了这是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
左宗棠知道，朝廷中充斥着昏庸的大官，许多人对遥远的新疆缺乏起码的知识，说起喀什一带的部落混战，如同听别人讲《西游记》里的故事。他认为，西部边陲的开发和防御，如果不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便会后患无穷，永无宁日。于是，他呼吁清廷在版图内的这块领土上，设立省级行政机构，由清廷的官员进行日常的管理。
当然，左宗棠也很认真地写了应试的八股文。他在主持考试的官员当中得到了知音。主考官徐熙庵非常欣赏他的文章。可惜大部分的考官不喜欢他的文章，徐熙庵孤掌难鸣，无法给他出头的机会。
左宗棠第二次参加会试。那一次，考官之一的户部尚书温葆琛看了他的考卷，说他“立言有体，不蔓不枝”，向总裁推荐。
所谓总裁，是主持会试的大臣。总裁对他的评价更高，说左宗棠的文章，是大清立国以来少见的文字，可以问鼎状元、榜眼和探花。但是，考官们认为他年纪尚轻，头角峥嵘，担心他自视太高，所以打算把他取在最后一名：第十一名。温葆琛虽然觉得未免屈才，还是勉强同意了这个决定。
第二天，到了放榜的时间，还不见有人出来张榜。左宗棠骑在石栏杆上，嘴里啃着馒头，一副稳操胜券的神态。可是，左等右等，还是不见张榜的人出来。听旁边的人说，黄榜本来已经写好了，临时出了变故，正在改写。
变故出在什么地方呢？还是那个老问题：湖南人才太多。在已经录取的11名进士当中，有6个是湖南人。这样一来，又产生了要搞平衡的问题。大家认为，湖北是个大省，没有取一名进士，实在说不过去，应该调剂一个名额给湖北。于是，就把原来取在最后一名的左宗棠给调剂下来了。
经过修改的黄榜终于发布了。左宗棠依然是榜上有名，但不是进士，而是誊录。什么是誊录？就是人家见他写得一手好字，叫他把11名进士的卷子抄录一遍，呈送给皇帝御览。一个才华横溢的进士，就这样被考官平衡了一下，成为一名抄写先生。
左宗棠血气方刚，被命运这般戏弄了一下，心中的委屈可想而知。
左宗棠在最后一次进京参加了会试，但他仍然不愿写那些四平八稳、言之无物、无病呻吟的应景文章。他认为：“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也就是说，读书就要读能够使人造福于社会的书，而参加科举考试，只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一次考试，左宗棠仍然名落孙山。
自此以后，左宗棠心灰意冷，决定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科举考场上，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但他仍然勤读不辍。他写信给在京城考棚中结识的朋友徐松，请他为自己借书。他借的书仍然是关于大西北的著作，例如《汉书》中的《西域传》，以及徐松自己所著的《西域水道记》。
左宗棠这个人，是有名的心高气傲，虽然在科场上连续遭到打击，却并没有感到自卑，仍然自视甚高。他以历史上有名的智慧人物诸葛亮自比，自称为“卧龙”、“今亮”，给人写信，署名都用“亮白”二字。
也正因为如此，湖南各地会党纷纷起事，要响应广西太平军，而湖南巡抚骆秉章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延请左宗棠入幕，为他出主意，恰恰是这个机缘巧合，让左宗棠有了施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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